文：曾千恒（吉隆坡坤成中学）

农历新年结束后，从中国输出的海外病例像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大马和左邻右舍国家纷纷失守，意大利、韩国、伊朗还一度沦为重灾区。到了二月底，大马的累积病例只达二十宗左右，并持续几天保持零新增病例的纪录。那时的我们沉浸在各国和世卫组织给予的赞美和认同，警惕慢慢变成轻敌。

2 月23 日，政治青蛙们一手造成的“喜来登政变”导致大马陷入一个星期的无政府状态。敏派和土团发出的震撼弹一夜间推翻了希盟政府。人民的选票被政客换作戏票，可这场闹剧却愈演愈烈，愈演愈久。人们只关注支持慕尤丁的议员人数，淡化了也一样在不断攀升的确诊人数。“无政府状态”导致大马无法效仿新加坡和台湾实行早期遏止措施，防止病毒的境内传染。新山、槟城、巴生谷等人口密集地区生活照常，各大小类型的集会照跑，尤其在灵市举行的一场万人“传教士集会”更是出现交叉感染，带菌者回到各自的州属，为日后的第二波疫情埋下伏笔。

3 月1 日，政治青蛙们一手造成的政治暗斗导致大马陷入一个星期的无内阁状态。新政府和大马子民一样没有效率，老慕的内阁行列不幸难产。布城一个星期酷似空无一人，站在前线的卫生部甚至群龙无首，没人指挥和协调各部门的防疫工作。此时的政治青蛙们却忙于招兵买马来稳固政权，不敢果断下令早该实行的“行动管制令”。“清廉”、“实用”的内阁成立后，来自伊党的妇女部副部长还提出将在近期内会见宗教事务部长，商讨空姐制服有否符合伊斯兰教义，还发声会重新检讨前朝的禁童婚计划。此举足以证明这些身负重任的部长不仅没有想要提高公众的防疫意识，还在危难临头的紧急关头抛出宗教课题，拉拢保守选民来赚取政治筹码。

3 月15 日，之前一手造成的种种事件导致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最糟糕的情况开始浮现。大马一天之内激增一百九十宗确诊病例，恐怕出现大规模社区感染。除了1997 年立白病毒事件，大马多次躲过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包括轰动全球的沙斯事件。因此，慕尤丁政府援用《1988 年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法》颁布“行动管制令”，算是史无前例。

政府仓促宣布禁令，所提供的联络热线打不通，所准备的问答环节答案又自相矛盾。政府午夜宣布需准证才能跨州出行，数千人涌入警局索取表格，场面混乱。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群众感染，措施发布后五个小时来个U 转，大批民众白走一趟。此事揭露政府发布措施前没有三思而后行，殃及广大市民。说到人民，禁令前几天的街上人流量依旧。许多未列入重要服务领域的商家照样开工，甚至还有人在食肆当场用餐，反映大马人公民意识薄弱，仍未领悟当前危机的严重性。

大马人随遇而安的“takpe lah”心态是这次疫情日益恶化的罪魁祸首。我们的早期防疫工作不及台湾般积极，“行动管制令”也不及中国般严厉，后期处理方式不及韩国般谨慎。而这里提到政府的无所适从和国民无知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双方再不尽责的话，来自意大利的“病毒灾难片”照片，恐怕就会发生在自家后院，到时喝再多的温水也于事无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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